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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部经济学专著，也是学术领域内颇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本书共分五篇，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作了系统的描述，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该书的问世成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使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某一动物要想从人或其他动物那里取得某物，唯一的说服手段就是博取授予者的欢心。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刺激别人的利己心而自愿替自己做事，他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了。
“价值”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物品的效用，一个是由于占有某物而获得的购买他种货物的能力。我们称前者为使用价值，后者为交换价值。
在估定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时，衡量尺度自然也就是它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而不是它所购得的劳动量。
购买彩票的人，都会认为自己能中奖。从这一事实来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高估得利的机会。以全部得利抵偿全部损失的公平彩票，以前没有，现在和将来也都不会有。不然的话，经营彩票的人就会一无所得。
保险业者的利润是轻微的。由此可见，人们一般都把损失机会估得低于其价值。
要使某地由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造成的利害平衡，除了要求该地的市场是自由的，还要求这些用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该地人所周知且确立很久的；第二，它们必须处于自然状态；第三，它们必须是使用者唯一或主要的用途。
当一个人的谋生职业并不会占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时，他往往会趁着闲暇去从事另一种职业，即使他由此所得的工资低于那份工作的应得工资。
造成大都市房租高昂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劳动价格昂贵。一般来说，必须从远地供应的所有建筑材料，价格都相当昂贵。二是地租昂贵。由于土地被地主们垄断，所以就算是不良街市的一亩地皮的地租，也往往会比百亩最优良农田的地租更高。三是伦敦人民的风俗习惯比较特别。
同业组合规则的限制
劳动权是其他一切所有权的主要基础，它神圣而不可侵犯。穷人的全部世袭财产是体力与技巧。
学徒，指的是在一定行业中，跟着主子学习行业技艺，并在一定年限内无偿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的仆人。
由于《学徒法》的限制，劳动不能自由地从同一个地方的某个职业流向另一职业；而由于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劳动甚至不能自由地在同一行业间从此地流向彼地。
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的日益扩大，使得粮食产量日益增加。于是，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用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就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了。因此，可以预见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会发生一种变动，即有条件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会不断增长，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则变化不大。
假如一般的改良能够增大白银的市场需求，却无法让供给以同一比例增加，那么白银价值就会以谷物价值的增长幅度增高。换言之，用一定分量的白银，可以换得越来越多的谷物，亦即谷物的平均售价将逐渐下跌。
相反的，如果某种金属的供给因为某种意外而增加，且增加的比例在多年内都大于需求的增加，那么这种金属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廉。也就是说，尽管改良很大，谷物的平均售价也会逐渐升高。
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这种金属的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比例几乎相同，那么这种金属所能购买或交换的谷物数量，就会继续保持不变。换言之，尽管改良非常大，谷物的平均售价却几乎没有变化。
贵金属的数量，会随着更富饶的矿山的发现而增多。如果数量更多的贵金属，只能换得和从前等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那么等量一般金属所能换得的商品量也必定会比从前少。所以，如果是矿山产出量的增加引起了贵金属量的增加，那么贵金属的价值必然会因此而有所减少。
相反的，当一国财富随着劳动年产物的逐渐增大而增加时，就会有大量的商品，它们需要大量的通货才能流通。
必须记住的一点是，支付给一切货物的代价，归根到底都是劳动。如果一国的所有劳动都能得到好的报酬，那么劳动价格就会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
还有一点我们也必须记住：支配一国劳动的真实报酬的，不是该国的实际贫富程度，而是该国的进步程度。
在最富裕的地区，金银的价值自然最大；在最贫乏的地区，金银的价值自然最小；在贫乏的未开化地区，金银的价值则几乎为零。
大都市谷物的售价，总是比僻远地区高昂。不过，造成这种高昂价格的因素，不是实际银价的低廉，而是实际谷价的高昂。
当我们缺少必需品时，就会放弃所有的非必需品。非必需品的价值，在穷困时期会下降，一如它在繁荣时期会上升一样。但是，必需品的价值，即必需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就完全不同了，它在穷困时期会上升，在繁荣时期会下降。
谷物是生活必需品，白银却只是非必需品。
真正支配一切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是银币的实际含银量，而不是标准银币应该含有的银量。因此，当银币的价值因为削减和磨损而降低时，这一名义金额一定比银币在接近标准价值时所含的银量更大。
造成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如此变动的原因，其实是欧洲市场上银的真实价值逐渐升高，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下落。
自从发现了美洲富矿之后，谷物的货币价格一下子就比以前升高了三到四倍，原因是银的真实价值下跌，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升高。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市场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量，却比欧洲低。因此，这两大市场的劳动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量就较少。由于这些劳动只能购买到少量且便宜的食物，所以即使印度食物比欧洲食物低廉，印度的劳动价格也会加倍低于欧洲的劳动价格。
当各国的技术和勤劳程度都相同时，各国大部分制造品的售价，必然会与该国的劳动价格成比例。
但是，两种商品的普通价值比，却没有必要等于它们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比。
在市场上，廉价商品的总量和总价值往往都比高价商品大。
在一般情况下，廉价商品总量与高价商品总量的比例，必然比一定数量高价商品对同量廉价商品的价值比例大。
所谓的“最低价格”，是指足够补偿该商品上市必需的资本和资本普通利润的价格。这种价格，全部由工资和利润构成，不包括任何向地主提供的报酬。
土地生产物一共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土地生产物，几乎完全不能依靠人类劳动来增加；其真实价格，可以随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无限上涨。第二种土地生产物，可以根据需要，通过人类劳动来增加；其真实价格，虽然有时候会大大上涨，但也绝对不会长久地超过一定的限度。第三种土地生产物，虽然能够通过人类劳动来增加，但往往收效甚微；其真实价格，在改良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般会随改良的进步而上升，但也可能会下跌或保持不变，这要看人类劳动在遇到偶发事故时增加这类产物的成效如何。
如果想让全国的土地都完全得到改良和耕作，那么各种生产物的价格都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足够支付良好田地的地租。因为，田地的地租决定了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第二，能够对农民的劳动和费用，支付和良好田地所提供的相同的好报酬。
羊毛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跌落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以下三种暴力和人为原因引起的。一是禁止输出英格兰羊毛，二是准许免税输入西班牙羊毛，三是限定爱尔兰羊毛只能输往英格兰。
一国贵金属的总量，主要由以下两种情况决定。一是该国的购买力，即其总体产业状态，其中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出产量。
二是金银矿的肥瘠程度。这会决定该国在一定期间内，可以向世界商场提供多少金银。
因为，当一国持有大量剩余劳动和食品时，其购买一定数量的金银所能支付的劳动和食品，就会比持有少量剩余劳动和食品的国家多。
当社会处于日益繁荣的状态时，劳动的真实价格必然会大大升高，必要劳动量也会大大减少。不过，减少的劳动量，一般都足够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并有部分剩余。
近几百年来，这些机械经过了三次大改良和多次小改良。这类改良的次数和重要性，现在都已经很难确定了。其中的三次大改良是：第一，用纺条和纺锤取代纺轮。因为这一改良，同量劳动的工作量提高了两倍以上。第二，发明了许多便于卷绕绒线和毛线的机器。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把经纬线装入织机的工作是极其麻烦而困难的。第三，使用漂布机来浆洗布匹。在此之前，人们都是把脱机后的布匹放入水中，用践踏的方法使其致密的。
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其全部价格都由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这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代表了分别以地租、工资和利润为生的这三个阶级的人民的收入。这三个阶级，是文明社会的基本阶级；他们的收入，是其他所有阶级收入的总源头。
第一阶级的利益，即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是社会一般利益增加了，地主的利益也会相应增加；只要是社会一般利益受到了妨害，地主的利益必然也会受到同样的妨害。
第二阶级的利益，即靠工资过活者的利益，也跟社会利益息息相关。前面已经说过，当劳动工资上涨到最高水平时，劳动需求和所雇劳动量也会显著增加，那么劳动工资就会因此而上涨；当国民财富保持不变时，劳动工资马上就会降低到只够劳动者赡养家庭、维持种类的地步；而当社会衰退时，劳动工资甚至会降到能够维持劳动者生活的水平之下。
第三阶级，由靠利润为生的雇主们构成。正是因为各个行业都投入了追求利润的资本，社会上大部分有用劳动才有了被广泛利用的机会。
劳动者的全部重要活动，都由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和指导着。这些规划和设计，都是为着利润这一目标做出的。
他的资财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他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叫作资本；他用以消费的部分，叫作生活资料。
生活资料总共包括了以下三类。第一，为生活消费而保留的资财；第二，通过各种方法逐渐取得的收入；第三，用上述两类资财购进，且现在尚能使用的物品，比如被服、家具等。
投资者的资本是不断流动的，它以一个形式被花费，又以另一个形式被收回。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换和流通，才使得投资者有利可图。这类资本，叫作流动资本。
第二，改良土地、购买有用机器和工具。这类资本叫作固定资本，它们一般无须易主或进一步流通就可提供利润。
一国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其全体居民的资财，自然也就被分成了以下三个各有特殊作用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留作消费的。
第二部分是用作固定资本的。
这部分资本就算不经流通或更换主人，也能提供收入或利润。它主要包含以下四类：一是所有有助于节省劳动的便利机器和工具。二是所有能够提供利润的建筑物。
三是土地。土地在经过开垦、排水、围墙和施肥等有利可图的方法的改良之后，能够变得像有用的机器一样，不但便于耕作，还能节省劳动，从而回报给投资者以比其投入大得多的流动资本。
四是全部国民所掌握的有用才能。
第三部分是用作流动资本的。
当资财被留作消费时，它就是固定资本；当资财被暂时保留或是直接用于投资时，它就是流动资本。
一个大国的总国民收入，由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构成。
个人收入，可以用他所能领取的金额简洁明了地表示。但是，社会全体人员的收入，却绝对不等于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
银行发行钞券的主要方法是贴现汇票，即用货币来购买未到期的汇票。
现金结算法，指的是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向银行借款二千或三千镑，条件是借款人能找到两个有信用和地产的人作担保，并能够按照银行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如数还清他所借的金额及其法定利息。
在商业状况不变的情况下，一国无障碍流通的纸币总金额，绝对不能多于该国没有纸币时所必需的流通金银量。
法律的这种限制，确实对这种天然的自由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如果这种天然的自由只是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自由，那么法律就应该对其进行限制。
一国勤劳者与游惰者的比例，似乎都是由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决定（余译注：指高级官员驻守外地执行公务。）的。
节俭可以增加资本；而奢侈和妄为，则会减少资本。一个人的收入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会增加多少。增加的这部分资本，既可以用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
一国每年的货币流通量，由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决定。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一般分两种，一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二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的物品。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二是增强劳动者的生产力。
个人的收入，有一部分会被用来购买立时享有的物品，这类物品一旦被消费就不能再次使用；还有一部分会被用来购买耐久的物品，这类物品可以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或者是增进以后消费的效用。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并非都是用本国产物换购来的，还有用第三国的货物换购来的。这第三国的货物，一定是直接或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来的。换言之，用本国产物购买第三国的货物，再用第三国的货物购买第二国的货物，即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
如果一国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超过了本国的需求，那么剩余的产品就必然会被运往国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供国内消费。这时，如果没有这种输出，就一定会使国内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停顿下来，从而使得国内年产物的价值也跟着减少。
一国的累积资本，如果没有全部用于供给本国消费和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那么剩余的资本，自然会通过运输贸易的渠道流入外国，供他国消费、维持他国的生产性劳动。
运输贸易代表着国民财富，它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
法兰西的统治权和裁判权，无疑更是先于封建法律出现的。事实上，这些权力是伴随着各种财产制度和风俗习惯而产生的。
当一国输入的金银量超过其有效需求时，金银自然就会输出，就算政府再怎么保持警惕也无法阻止。
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商人往往会觉得用货币来购买货物，比用货物来购买货币更容易。究其原因，并不是货币是构成财富的主要成分，而是货币是通用的交易媒介，可以容易地换得其他所有物品。不过，要取得货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另外，大部分货物的磨损都比货币的磨损大，保存它们往往会蒙受很大的损失。
不过，一些商人的库存积压，是绝对不会使一国或一个地方遭受破财之灾的。因为，商人的资本，往往是由那些要用来购买货币的易损货物构成的。但是，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就不同了，它有极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国内流通和消费上，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用于从邻国购买金银的；
在通常情况下，对外战争的破坏性越大，制造业越繁荣；等到战争结束，逐渐恢复和平时，制造业就会慢慢衰落。
进行交易的两国，如果都是文明且富裕的国家，那么这种交易的价值，一般都远远大于文明且富裕的国家与未开化人之间的交易价值。
国家限制输入的情况有两种。一、凡是本国也能生产的外国货物，一律限制其输入。二、如果在与某国进行对外贸易时，出现了不利于本国的贸易逆差，那么无论从该国再输入任何货物，都要加以限制。
政府在执行这些限制时，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主要有征收高额关税和绝对禁止这两种方法。
一国通过限制输入外国货物的方式，使得本国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独占了国内市场。这种做法，其实是对私人如何运用自身资本的一种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还可能带来一些危害。因为，当国内市场的本国生产物和外国生产物同样低廉时，这种限制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当本国生产物比外国生产物价格高昂时，这种限制一般是有害的。
法律永远禁止输入谷物和牲畜，实际上是规定一国的人口和产业，不得超过本国的土地原产物所能维持的人口和产业。
航海法不利于增加由国外贸易得来的财富。一国在与外国通商时，就像个别商人之间进行交易一样，都得靠贱买贵卖来获得利润。
但是，跟国富相比，国防要重要得多
如果高额关税和禁止输入突然被废止，那么外国一些低廉的同类商品就会迅速流入国内，夺走我国人民的大量生活资料，并使国内很多人失业，引起极大的社会混乱。
在兑付外国汇票时，一国使用的是品质低劣的货币，而另一国使用的却是品质优良的货币，这时，两国之间的汇兑虽然事实上对前一国家有利，但表面计算却对后一国家有利。
大国所用的通货，几乎都是本国的铸币；即使这种通货的价值因磨损、削减等原因而降到了标准价值之下，国家也可以采取改铸的方法将其重新恢复。但是，一些小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其使用的通货基本上都不是本国的铸币。
金的仓库租金大大高于银的理由有好几条。理由之一，判定金纯度的难度比银更大。因为，贵重金属更容易造假，而且造假所带来的损失也较大。理由之二，银是标准金属，所以国家才以低租金的形式鼓励以银储存。
我原本是要说明为什么用银行货币兑付外汇比用通用货币更有利于一国的，却不自觉地扯出了这么多题外话，现在该言归正传了。银币货币具有固定不变的价值，而且符合本国造币厂的标准，适于兑付外汇；通用货币则具有不断变化的价值，而且一般不符合本国造币厂的标准，不适合进行外汇的兑付业务
当两地进行的全是国产商品的交换贸易，而且贸易额平衡，那么两地一般都会得利，而且所得利益也必然近于相等。
一国民众的利益，必然在于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各种物品。
退税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奖励出口贸易。虽然出口贸易中运送船舶的费用由外国支付，并且出口贸易可以给本国带回金银，表面上看其似乎不需要获得特殊的奖励，但是这种奖励本身是合理的。这是因为，退税制度只是为了防止进口税排斥某种贸易，它并不会使流入出口贸易的资本大于在无进口税时流入该贸易的资本；并且，对于那些既不能投入本国农业和制造业，又不能投入国内贸易和国外消费品贸易的资本，出口贸易解决了它的出路。
将这样沉重的赋税加在生活必需品上，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减少了贫苦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会使工资按照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而提高。
在第一种情况下，人民生活必需品不断减少，他们养育子女的能力必然会降低，从而阻碍国内人口的增长；在第二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使雇主无力雇用更多的员工，必然会影响国内产业的发展。
就谷物来说，就算有法律的强制力，要对谷物进行大范围的垄断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法律允许自由贸易的地方，谷物可以算是最不容易被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的商品了。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收获的全部谷物是巨大的，少数私人的资本是不可能全部购买的；即使他们能够全部购买，谷物的生产方法也会阻碍他们达到购买目的。
可以说，限制农民将谷物出售到最好的市场，明显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理由而违背了正义的原则。除非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谷物价格非常高时，否则，立法者禁止谷物出口的行为是不能得到原谅的。
两大发现是指美洲的发现以及从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道的发现。
当某国由于垄断而违反一般趋势，提高普通利润率时，它在没有垄断权的其他贸易中，必将遭受绝对不利和相对不利。
国家对资本最有效的利用形式，是使其能够维持最大量的生产劳动和最大量地增加土地劳动年产物。
投入国外消费品贸易的资本，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劳动量和其周转的次数成正比。以一千镑资本为例，将其投入消费品国外贸易上，如果一年周转一次，那么其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劳动量，与一千镑一年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劳动量相等；如果一年周转两次或三次，那么其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劳动量，就相当于两千镑或三千镑一年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劳动量。
商人在周转期很长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也许和他在周转期很短并且周转次数很多的贸易中所获利润一样大，或者更大；但是其所在国的利益，即国家所能持续维持的生产劳动量，以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则要少得多。
英国进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垄断。
世界上任何国家以前和将来都不会采纳的提议，就是让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所有统治权，让它们自主选举地方长官、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对外宣战或媾和。
因为虽然这种放弃符合一国的利益，但是它会损害一国的威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放弃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个人利益，它会剥夺他们对有利可图的事务的处分权，以及剥夺他们从那里获取财富和名誉的机会。
人类历史上最大并且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美洲和绕好望角到达东印度通道的发现。
重商主义的目标，就是要用商业和制造业以及都市产业来促进国家的繁荣，而不是依靠土地改良和耕作以及农村产业来促进国家的富强。
对英国来说，殖民地的垄断吸引了大量伦敦商人的资本，并且资本周转速度很慢，因而对伦敦商人自己来说是有利的，但对国家来说则是不利的。
各国的商业资本，都会自然流入近距离的贸易而拒绝远距离的贸易；流入周转次数多的贸易，而拒绝周转次数少的贸易；流入能维持国家最大生产劳动量的贸易，而避免流入维持国家生产劳动量最小的贸易。总之，在一般情况下，它会自然流入对国家最有利的贸易，而避开那些最不利于国家的贸易。
投入远距离贸易和投入近距离贸易的同量资本，虽然不能维持相同的生产劳动量，但他们都是社会所必需的。许多远距离贸易经营的货物，是为了满足近距离贸易经营的需要。不过，如果从事远距离贸易经营的货物的利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那么这些货物就会以不应有的高价（稍微超过正常水平）出售。
统治者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一方面应当为国家生产物开拓最广泛的市场，并且允许最自由的贸易，尽可能地增加购买者的人数和促进竞争；另一方面，不仅应当废除所有的垄断，而且应当废除对本国生产物国内运输、出口以及外国商品进口的限制。这样一来，他就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从而增加自己享有的生产物，也就是增加自己的收入。
一国的政策，应当公平对待国内各阶级人民，不能为了满足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损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上述禁令，实际上是为了制造业者的利
生产的唯一目的无疑是消费。生产者只有关注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
为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利益的实例，就是限制所有和本国制造品相竞争的外国商品的进口。
在重农主义学说中，这种费用分为初始费用和年度费用。初始费用是指在第一年度耕作的大部分期间，或者在土地收获以前，需要花费的对土地的维持费。
在这种学说中，耕作者或农民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就是因为耕作者的劳动，在付清了全部土地生产物所需要的所有必要费用之后，还能向地主提供地租。地主的地租，就是将全部土地生产物所必需的所有费用全部付清之后，剩余下来的纯产物。而耕作者或农民的初始费用和年度费用，除了补偿自身价值以外，还能生产出这个纯产物，因此，在这种学说中，初始费用和年度费用被称为生产性费用。
在重农主义学说中，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土地费用，也被称为生产性费用。
重农主义学说，只将地主的土地费用、农民的初始费用及年度费用这三种认为是生产性费用。其他所有费用，即使在其他所有阶级人民看来都是最具有生产性的，也不能被认为是生产性的。
商业资本和制造业资本一样，也只是生产了它自身价值，而没有生产出新的价值，因此也不具有生产性。
地主和耕作者支付了非生产阶级所有工人的工资和所有雇主的利润。说得严格一点，这些工人和雇主其实就是地主和耕作者的“佣人”。他们和家仆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在室外工作，一个在室内工作，但他们都是依靠同一个“主人”来养活的。
任何妨碍或抑制这些商业国产业的行为，例如对商业国的贸易或供给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都是不利于那些农业国利益的。
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给予最完全的贸易自由，是农业国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最好方法。这样做会有两个有利的结果：一是提高本国国内剩余土地生产物的价值；二是由于剩余生产物价值的不断提高，国家不久就可以拥有一大笔资金，从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逐渐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各种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
在任何社会，人们都只能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促进土地生产物的增长：一是提高社会所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二是增加社会雇用的有用劳动量。
提高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做：一是提高劳动者的能力；二是改进他劳动时使用的机械。
无论哪种学说，只要它采取的措施是特别重视某产业，违反规律地将社会上大部分资本投入这种产业，或者特别限制某产业而违反规律地强迫本来要投入该产业的那部分资本流出，那么它的结果都是违背其目的的，也就是说无法促进其想要促进的目的。这种情况，与其说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还不如说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其说会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价值，还不如说只会减少其价值。
当军队长期驻留在商业和制造业都市，兵士们自身就会逐渐变成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了，士兵的性质也就逐渐地转化成了市民的性质。
纪律严明的常备军，使得文明国可以抵御外敌，而野蛮国可以变得文明。
国家可以依靠常备军的威力，将君主的法令推行到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并且，常备军的威力，可以在那些没有常备军就无政治的国家里维持相当程度的正常统治。
民权政府的性质，要求人民对其服从。
由于大笔财富的存在是建立民权政府的必要性，因此，民权政府逐渐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财产价值的不断增大，因而，它自然要求人民对它更加服从。
我们知道，身体强壮的人依靠体力可以迫使一两个弱者服从于他。而一个头脑聪明、品德高尚的人，凭自己的本领却可以统治相当多的人。
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时期是狩猎民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存在财产的不平等。普遍贫困，造成了普遍平等。年龄和个人资质的优越，就是唯一决定命令和服从关系的条件。人类社会的第二个时期是游牧民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出现了非常不平等的可能，这时期由财产造成了优越性的不同，从而明确地区分了命令和服从的关系。
最后就是门第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以上一辈财产的优越性为前提的。
通行税是由运输者暂时支付，最后由购买货物的消费者来负担的。并且，这些公共工程降低了货物的运输费，与没有公共工程的情况相比，消费者购买货物所花费的费用要少得多（即使负担了通行税）。这是因为运输费降低对货物价格的影响程度，比通行税提高对货物价格的影响程度要大，因而货物也就更便宜。也就是说，最后纳税人由于纳税而获得的利益，是大于纳税所造成的损失的。他的纳税使他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他只不过是牺牲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其他的利益而已。可见，这种征税方式的确是最公平的了。
国家对某商业部门征收适当的税，来弥补保护其发展而支付的特别费用，这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据说，关税制度最初设立的目的，就是保护贸易免遭海盗的抢劫。那么同理，在商人开始营业时，征收小额的营业税可以说是公平的；
其实，和所有同业协会的章程一样，组合公司的大部分章程，比如高额入伙费这种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他人的加入，而不是为了针对已经加入的成员。另外，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利润，他们总是不断使自己进出口的货物存量不足、不断限制竞争，防止其他人从事相同的贸易。
毕业生制度其实就是学徒制度，像其他学徒制度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一样，毕业生制度也可以促进教育的进步。
其实，国家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保证人们接受到基础教育，那就是：一、为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儿童设立小奖励或小荣誉奖章，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教育；二、规定所有人在加入某种同业组织之前、在自治村落或自治市从事某项工作之前，都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检测。
对于那些有益于某一地的地方费用或州区费用，例如为特定城市或地区负担的警察费，应当由地方或州区的收入来支付，而不应由全体社会来负担。
因为，我们不能为了社会局部的利益，而增加社会全体的负担。
只有在最低级、不成熟的政治状态下，君主或国家才以利润为主要收入。
更大国家的收入都是来自公立银行的利润，例如汉堡、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
一般来说，国家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货币的利息和资本的利润。
如果国家积蓄了一笔财富，它可以将一部分财富借贷给外国或本国的臣民。
人民缴纳的税收总额应当尽量等于国家的收入总额。
政府通常会采取两种方法来征收土地地租税：一是按照某种标准对各地区确定一定数额的地租税；二是地租税随着土地实际地租的变动而变动。
采取货币形式对土地生产物征税，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税额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另一种是固定税额。
对第一种方法来说，税额与土地实际生产物价值总是保持着相同的比例；对第二种方法来说，税额与土地实际生产物的比例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
房租一般可以分为建筑物租和地皮租两个部分。
我们一般把建筑房屋所花费资本的利息或利润称为建筑物租。
地皮租是指所有房租中超过合理利润的部分。
地皮租是住户为补偿地皮所有人提供的某种利益而支付的对价。
土地地租的产生，是因为使用了土地这种具有生产力的物质，地租其实是由土地来支付的。
房屋以及房屋的地皮，都具有生产性。因此，房租的支付者必须以那些和房屋无关的收入支付房租。
一般来说，房租与其他费用相比，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生活是否节俭。
由于地皮租税是由地皮所有者负担，因此并不会提高房租的数额。
货币利息是除去投资风险的回报之后剩下来的纯收入，其性质和土地地租差不多。
然而对店铺征税，采取的方式是不论店铺大小一律平等对待。因为，除非采取调查的方式，否则无法弄清每个店铺的营业范围。而如前所述，调查总是令人们深恶痛绝的。
针对奴隶的人头税，和针对自由人的人头税，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名称都叫人头税。首先，后者由纳税人自己缴纳税额，而前者由其他不同阶级的人来缴纳；其次，后者完全是任意征收的或者不公平的，有时甚至既任意又不公。然而，前者由于奴隶价值的不同，虽然很多方面不公平，但它从来都不是任意的。因为奴隶主知道他拥有的奴隶数量，也就明确了自己应缴纳的税额。
劳动的需要和食物的平均价格，决定着低级劳动者的劳动工资。
劳动需要的增减与否，或者人口的增减与否，决定着劳动者生活资料的是否充裕。
食物的平均价格，决定着劳动者的劳动工资数量，即他们每年对生活资料的购买力。
工资税所提高的数额最后是由消费者来负担的。
本来准备无区别地对各种收入征收的税，是指人头税和消费品税。
必需品不仅包括那些大自然所决定的维持生活的必要物品，还包括那些影响体面而成为必需的物品。除必需品之外的其他物品被我称之为奢侈品。
各地的劳动需要和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决定了劳动工资的水平。
对奢侈品征税，乃至对穷人的奢侈品征税所带来的影响，与上述截然不同。征税品价格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引起劳动工资的提高。
穷人奢侈品价格的上涨，也许增加这种胡乱家庭的困难，降低他们持家的能力，但并不会极大地减少一国的有用人口。
除了提高商品本身的价格外，奢侈品税并不会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奢侈品税，最终都由消费者无偿地负担，不论它们是以土地地租、资本利润还是以劳动工资的形式出现。
必需品税，最终有一部分由地主的一部分地租来负担；另一部分由购买制造品的消费者或地主或其他人来负担，并且他们所负担的数额很大。
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很愚笨，认为关税只是对商人利润的征税。然而，他们不知道对于商人利润的直接征税，实际上最后都是由消费者来负担的，并且还要附加一个额外数额。
重商主义并不利于增加人民的收入和国家的土地年产物，也不利于增加君主的收入，尤其在其依赖关税收入的时候。
国内消费税和关税征收的收入，都是由消费者平等地来负担的。
为了防止消费减少导致收入减少，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降低税率；
而为了防止走私增加导致收入减少，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减少诱惑走私的因素，一种是加大走私的困难。而实现这两种方法的手段就只有降低关税和设立最能阻止走私的税收制度。
我国道路通行税以及运河、通航河流通行税的目的一样，其开征的本来目的是用来维持道路和水路的。并且，这种税最适宜按照货物的体积或重量来征收。
虽然大部分关税和国产税，都是平等地由各种收入来负担，最终由消费货物的消费者负担，但一般来说并不平等地由每个人分担。因为，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他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数量，因此，对他的消费征税，应当根据他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收入。这样，浪费者缴纳的数额将超过适当的比例，而节约者缴纳的数额反而达不到适当的比例。
奢侈品税一般是零碎地缴纳，也就是说纳税人什么时候需要购买课税品，就什么时候纳税，购买多少就纳税多少。
和其他所有的税相比，人们缴纳该税的数额比实际归入国库的数额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以下四种情况造成的。
第一，即使安排得很合适，该税的征收也需要很多的税关和收税人员。
人民缴纳的一部分税无疑将负担他们的薪水和津贴。
第二，该税必然会阻碍某部门的产业。因为被税商品因此价格上涨，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妨碍了消费及其生产。
第三，走私活动常常会导致财产的没收和其他惩罚。虽然走私者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应当加重惩罚，但他并没有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
如果国法将所有大自然未视为犯罪的行为也不认定为犯罪的话，他应当是一个良好市民。
第四，该税的施行使得经营课税商品的商人，不得不因为常常受到收税人员的烦扰而感到某种压迫。
消费品税的征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由政府征收，即由政府任命收税人员，他们直接对政府负责，并且政府的收入随着税收的变动而变动；一是政府规定一定的额数，让包税者征收，这时包税者自行任命征收人员，受包收者监督，直接对包收者负责，但是他们必须按照法定的方法进行征收。
如果一国在平时不厉行节约，那么当战争发生时，国库中除了维持平时设施的必要费用以外，没有其他收入以供急需，那么就只能借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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